我们家住在四川东部一个叫黄桷树镇的地方。以用豌豆加工凉粉为生，大哥叶志强的枪法很好，有百步穿杨的工夫，父亲叶老三长年累月在四乡八里收购豌豆，母亲方玉兰实际上成了家里的主心骨。那是一个既黑暗又令人恐怖的年代。“红毛鬼”刚闹起来，隔三岔五街前街后就有枪声，时而又有青面獠牙的“红毛鬼”被保安队吊在街头老黄桷树上示众，并强制每家每户派人去参观。

　　父亲是在外出收购豌豆中的途中被“红毛鬼”杀了的，乡长张宝善把我父亲的尸体找回来，让我们对他这个原来老打我母亲主意的村长有了改观。也让母亲和大哥叶志强、大姐叶玉青都很恨“红毛鬼”。于是，我大哥叶志强要求参加张宝善的保安队，母亲也没有拼死阻拦。张宝善把我大姐叶玉青介绍给国军营长赵文玉，我母亲也没反对。二哥叶志文被传出得了“红毛病”无法安心读书。大哥跟着赵文玉的队伍去打“红毛鬼”，母亲在找二哥的途中也接触了二哥老师怀孕的“红毛鬼”我的生母廖学书，他们都发现竟然没有传说中的青面獠牙。不久，廖学书、二哥叶志文通过山里游击队抓住了杀我爸的人，那人小名叫“野狗子”，既不是保安队，也不是共产党，其实就是我们那一带的土匪。但杀我爸的钱是张宝善出的，共十块大洋。得信后，游击队出动队伍前去抓张宝善，张宝善和他的保安队都跑了，抓到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听说游击队打来时就坐在土碉堡里既不开枪也不愿意走的人，那是我大哥。

　　随着大哥二哥都成为了共产党员，母亲和党组织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组织上帮助母亲在战乱的年代下躲避战火的吞噬，照顾生病的母亲，在这期间，她也和党员何世昌产生了爱意。廖学书生下我后，就又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我母亲就一直跟着红军的队伍照顾本就弱小的我，红军部队要进行战略转移。 成百上千的人上路了，军人并不多，绝大多数老人，妇女和小孩。到苏区去，是大家最终的目标。一路上，不仅饥饿极度地劳累也在折磨着我母亲。每天要赶路，照顾伤员，时而还要应付流窜敌人的袭。

　　到达的第二天，我母亲都听到了一件不好的事。我大哥说，我老舅跑了，在打仗时当了逃兵。母亲猜老舅定是跑回了家，赶忙追了回去，本想藏匿老舅的母亲在何世昌的劝说下交出了老舅，法庭经过审理，认为我老舅这种人根本不适宜到军队工作，也没造成什么损害，就无罪放了。

　　在村里还遇到了张宝善，还有我的前姐夫赵文玉。在母亲的劝说下，赵文玉同意了和母亲一起去苏区治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哥因为打死了两名红军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母亲在何世昌等人的帮助下见了大哥最后一眼。这件事对母亲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老房，屋子早已经全被国军占了。这股国军是外地国军，不认识我母亲。几个人围上来问，你是谁？来探听军事机密。我母亲理直气壮地说，这房子是我的，我要进屋，你们都给我搬出去。我母亲一下就漏馅了。国军的连长说好嘛，送上来的菜，叫人把我母亲、我老舅、小五哥捆进磨房，等明天送到上面去领赏。下午，国军连长让一个兵提进来一袋碗豆，说凉粉西施，听说你的凉粉远近出名，今晚做顿好凉粉吃，明天就放了你。我母亲真的又磨桨，又打粉，给国军做了顿凉粉。临了，我母亲还跟连长说，屋后的田里窖有老酒你喝不喝，连长说喝。我母亲和连长的兵把老酒启回来，晚上把连长和他的兵灌得酩酊大醉。一屋子的兵都瘫下的时候，我母亲把藏下来的另外几罐酒倒在堆积的柴禾上，趁夜黑点燃了她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屋……

　　我们家的老屋同国军们同归于尽。我母亲，带着我老舅、小五哥在燃烧的火光中重新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一直走，走到了陕北。

　　后来，我母亲一直同何世昌生活在一起。何世昌于80年代初去世。母亲的后半生过得很幸福，照顾那些为共和国的诞生留下残疾的荣誉军人成了她的终身职业。